乡上的时候，我20出头，在老乡中有两个最好的朋友。巧的是，他们都是五保户，都年近半百，都爱烟爱酒，都是性情中人。

　　绕西顶着一头乱发，衣服上油光闪闪，鼻涕挂在唇边，整天笑呵呵。他醉醺醺提着丰谷酒来公社坝子里晃，我们叫进屋里，把伙食团的剩饭剩菜端来，围在炉火旁搞吃喝。不用杯子，就拿瓶子一人传一人。老头吹山、吹水、吹女人，大口大口喝酒。醉了，我就扶着送到敬老院。

　　敬老院只有一个人，绕西是院长也是工人。年少的我喜欢买一瓶几块钱的酒，拿一点食物去那个乱七八糟的屋子里过一个下午。醉了就在有洞的沙发上睡，绕西会给我盖上臭毡子。这“谈笑无鸿儒，往来有白丁”的陋室，让我快乐洒脱。

　　在高原上，会想办法的人一年四季都有肉吃。绕西能打猎，带着我在田野、山谷、河边上追寻，从脚印、粪便里发现小朋友的蛛丝马迹。没有枪也不用刀，只是一根细细的钢丝、一截短短的木棍或一张稀烂的渔网，就能满载而归。我对吃没什么兴趣，稀罕物都不要，就是要跟着跑。

　　有时做了好吃的，绕西就到乡上悄悄的喊我和几个好哥哥，我们买些烟酒，耍得不亦乐乎。

　　土鲁是我驻点村的刺头。刚去的时候，拥吉姐就告诉我，“土大爷”不好惹，有好远离好远。

　　第一次见面，我正给村民宣传医保政策。“土大爷”歪歪斜斜的醉来：“讲，讲个屁！有本事给我找个婆娘！”

　　我没理他，继续讲。

　　“土大爷”窜到跟前，用手捅我肚子：“喂，干部，给根烟！”

　　村民们笑了起来，似乎见惯不怪。

　　我掏出烟递给他。

　　他用仅剩的两颗黑牙咬住烟，又伸出拳头在我眼前：“给个火！”

　　我又把火递给他。

　　“土大爷”长长的吸了一口，吐出烟圈，悠哉的摇走了，毛线帽耷在头上，像济公。

　　后来我去村上，“土大爷”总喷着酒气拦着我：“喂，给根烟！”“喂，我没酒了！”

　　我生来是好烟酒的，也不讨厌这个好似济公般孑然一身的老头。便不理拥吉姐怕我乱花钱的关心，时常给他烟酒。

　　“土大爷”身体不好，拥吉姐是极为善良的，经常带我买了药和食物去小平房看他。

　　有一年，工作不好做。我在村子里和人发生争执，要动手。“土大爷”从泥巴里爬起来抓着那个人又打又骂，吐口水。他的身体干枯瘦弱，被人拽来拽去，“济公帽”歪在一边，硬挡在我身前。这个老头，倔强得像一头牦牛。

　　看似简单的义气，在当时的形势下，其实他冒着在村上被孤立的险。

　　后来，我调到县上，很少去看绕西和“土大爷”。

　　这天傍晚风呼呼的刮，飘起小雪。我无家可归，一个人提着二锅头闲逛。

　　冷冷的街道没有人影，甚至看不见落单的野狗。

　　“土大爷”穿了一件薄薄的工装服，双手团在胸前寂寂走着，露出红内衣，酒糟鼻冻得通红。我很激动，把酒瓶递上，拉他冰凉的手去吃饭。他吞了一大口，不肯走，说是身体不舒服，来县上看病，要回去了。一老一小两个独人，喝干了烈酒，喷出白白的雾气。留不住，我又舍不得，就摸了身上的钱硬塞给他。

　　风雪里，依然是那顶“济公帽”，压着单薄的背影渐行渐远。我伫在街上，孤零零望了很久。

　　时过境迁，我不再是那个天真的少年。许久不曾再见爱耍爱笑的绕西、有情有义的“土大爷”。想起那些单纯的日子，那个真挚的朋友。

　　我怀念的乡亲，你们好吗？